这是昨天收到的女儿的电子邮件。我回信说，我们也要捐呢，不过还要挑挑捐款的途径，打算往中国红十字总会捐。

墨马上回信："中国红十字会好一点，因为红十字已经开始组织行动，其他组织没听说有什么行动。"--当然其他组织也可能在行动，只不过墨还不太清楚。

有从医六年的经历，二十年前又加入了据说主要由医疗界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农工民主党，虽然一直没有参加党的活动，也没有交过党费，不知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清除出党，不过这一次，首先选择的就是红十字会，而且最后决定，索性专门送到省红十字会去，随便看看慕名已久的红十字会机构到底什么样子。

报上登了山西省红十字会24小时值班的募捐热线：3580559。今天上午有个会，临走前拨此号码，还不到八点，果然有人接听，耐心告诉我地址：大东关十字路口西边，东华门巷东口。最后还对我说：谢谢。

开完会，前往大东关。路上取了款，边走边盘算着，到那儿先看看，感觉不好就改为汇款给中国红十字总会。这年头，对无良知少公德之徒还是得提防着。

省红十字会在省卫生厅院里。在卫生厅大院的大门口，没有见任何捐款的标识，门口摆着值班的桌子，有点衙门的味道。我问了一句：红十字会在哪儿？值班人员马上变得很热情，告诉说往后走。往后走着，身边开过一辆辆小车，瞧那开得很犹豫的样子，估计也是来捐款的。

一栋不起眼的楼门前挂着山西省红十字会的牌子，这时我已经后悔没有带个相机来纪录一下下。一楼没有什么，可能在二楼--我认为应该有募捐路标才好。当然还不算难找，常人评正常判断都可以找到。

红十字会在二楼西边占了一层。有几个人在一间房子的门口站着，估计这就是捐款的地方。进去一看，果然是，桌上摆着透明的募捐箱，里面多是粉红色的百元钞票。屋里十来个人，有的人配戴红十字的工作证，有的人正在捐款。墙上拉着关于向汶川捐款的号召横幅，挂着省煤炭运输公司捐500万以及另一个公司捐款50万的大红牌子。

具体负责捐款的人是两个，一个年轻姑娘登记开票，一个壮年男子验钞核发票据。那姑娘问我：是个人捐还是单位捐？我说：个人。她就让我在个人捐款的账册上登记，我只添了姓名和金额，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都没有添。我看见我登记的这一页上，有添3000的，也有添300的。

姑娘开了张盖有"山西省红十字会财务专用章"的票据，交给那男子，那男子验了我交过去的钱，核查一遍票据，问我是不是由他把钱放到箱里，我点头，他就当着我的面将钱塞到募捐箱里，然后，双手把票据递给我，说：谢谢！--整个程序完整而且令人感到舒服。在钱的事情上，我认为程序是决不能省决不能乱的。

我问工作人员，这里已经捐了多少了，回答，昨天到今天，已经一千万了。

这时，有电视台的人扛着机子来，说是接到观众热线，很多人都想捐款又怕受骗，所以带了几个观众来这里捐款，做个采访报道。看来和我一样谨小慎微的人很多啊。

又有两个老太太来，不紧不慢的。登记的老太太问旁边的老太太：工作单位怎么添？回答让我佩服之至：就添"全家"吧。

我看见开票的姑娘在姓名一栏中写上：孟XX（全家）。我有些懊悔，做甚我就没有想到这个"（全家）"！有心拿出票据让改一下，又觉得不能给人工作添乱，只有忍了，安慰自己说，我一个名字全代表了。

谁知马上又发生了让我差不多可以悔青了肠子的事。

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一进来就问工作人员：我妈已经不在了，能不能写她的名字？

工作人员想都没想，很痛快地说：能！

哎呀，我这一路上老想着我也是代表过世一年的老妈妈呢，她是四川人啊，而且是军人。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用她的名字呢？我我我......再给妈捐一次？现金不够了！

这时，电视台的主持人要采访这位妇女，妇女不想接受采访。电视台的劝说，应该宣传一下让更多的人献出爱心。妇女终于接受，开始说：我和我妹妹......

我赶紧开溜，生怕也成了采访对象。出门后又忍不住折回来，在门口听那妇女都说什么。我听到她说：我妈妈如果活着的话，她一定会这样做的。

走出门外，泪水终于流了出来。

这是2002年南开大学校庆时，妈妈写的致校友的信，刊登在《南开校友通讯》。

谢定淑致校友的信

热心绿化的志士们：您们好！

　　自‘东方时空'和‘北京青年报'报道后，迎来了许多热心绿化志士恳切的询问。我太高兴了！

　　只要全国人民自乐自愿的投入，荒山、沙漠披上绿装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

　　的确，我曾是一个多病的脑力工作者。栽树26年后，治好了各种病。最先，是毛主席的"知识分子劳动化"，农场强化劳动了三个月，神经衰弱好了。其后，是荒漠呼喊绿化形势下，我带着多种病上了山，遇见一些难题，在"实践出真知"指导下，亲自劳作，解决了问题，获得了身心健康。

　　当然，栽树要成活率高、生长快，才能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。所以掌握科学栽树方法，十分重要。我这里先扼要说几句：

　　栽树是很容易的美事！只要你随时注意[保护好细脆的毛细根]成活率就有60％的把握了！

　　你亲自走进生机勃勃的苗圃，去挑选你心爱的树苗吧！

　　记住：在你认可的树苗上，向阳面、等高处，作一标记。（譬如用红油漆在一米高处作记号），回去后根据树的大小挖坑。然后再按三八项移植。

　　不久，你将会发现，它们发芽，展叶了，甭提心里有多甜！你倍感阳光和煦，空气清新，大自然是如此美妙。

　　除冬天土冻外，随时都能进行，多么有意思啊！

　　但是在干旱的沙漠、荒山栽树，必须在雨季土湿后进行。这时，你会感到轻松、惬意：因为环境又凉爽，又美丽；湿土又好挖，树又易活。（春季栽树，干土像石头硬，还有沙尘暴。）

　　要强调一点：开沟栽比挖坑载好！长长的沟利于毛细根的延伸。如果再用上机器开沟，那就太棒了，省了很多很大的力气，随挖、随栽、随盖膜，可以一日千里地进展！

　　新世纪大喜！

播绿工人立春了

2002年1月1日 

谢定淑上南开大学时的照片

。

 申纪兰照片背面。

泪在流。

但是，妈妈，您没有离开我们。在高山上，在沙漠里，在江河湖海，到处都能看到您，想到您。

您的精神和信念，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。为完成您的心愿，我们一定要尽一份心，出一份力。

妈妈，走好。我们知道，您将永远注视着我们，我们也永远记着您，念叨着您。心的交流永远不会停止......

种树的妈妈最喜欢身后那一片森林。

每到八一建军节时，博客里都涌动着军旅情绪。很多节日问候，很多回忆，很多感怀，很多可以吼叫的哪怕走点调也好听的军旅歌曲。

人世间有许多分析法，比较著名的是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法，那是他老人家很年轻时写的，现在好像不咋用了。现在多是以国度、民族、宗教、职业、居住地、户口还有什么年代或者什么年代后生人来分。

我的分析法比较头脑简单，但有好几种分法儿，经常变换.最近的分法儿是养了改改以后建立的，就是把世人分为两大类：爱狗的人和不爱狗的人。我还有一个老早就有的分法儿：当过兵的人和没有当过兵的人。

呵呵呵，不爱狗的人和没有当过兵的人看到这里，一定觉得我这人太偏激太小圈子了太自我了吧。

当过兵和没有当过兵的分析法，是从部队到地方后逐渐形成的。

我从小生长在军队，又当了六年兵，到五七干校也是军队的五七干校--湖北024部队五七干校。二十二岁之前，我没有离开过军队，那时候称军队以外叫"地方上"，"地方上"的人叫"老百姓"，我那时觉得"地方上"很乱，"老百姓"不讲纪律。所以22岁复员的时候曾经决定，从今以后我要换个新鲜活法，做一个无拘无束快乐老百姓，和军队没有一点关系。

三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我自认为真得做成了一介草民，无拘无束，闲散自在，可是军队的那个疙瘩也没有消除，而且常常在遇到当过兵的人的时候痒一痒，红一红，然后挠一挠，然后爽一爽。总之这个疙瘩经常提醒我，我是军队里出来的，是一个当过兵的人。

当过兵的人遇到当过兵的人，互相报过军旅出身之后，一定觉得气味十分相投，相见十分如故。前年到南京十运会开先进表彰会，政府宴请，我们山西代表一桌，恰好相邻解放军代表一桌，着军服，有规有矩，引得我们这桌互报起出身，竟然一半以上当过兵，于是举杯，，或茶或酒，当过兵的人共饮！

别的行当我不了解，搞体育的工作者里，当过兵的人挺多。省城体育行政部门里有个姓刘的干部，私下里熟人叫他刘团长，因为他是从部队团长职务转业到地方的。阳泉体育局则有个吕营长--也是部队转业的。他们的军职比我大多了，可到地方上的时间却比我短，因此我非常理解他们的苦恼，在部队时间越长，职位越高，到地方上越有这种苦恼，也可叫做"军转地综合症"，其症状就是看不惯地方上自由散漫拖踏，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工作可以不负责任，本来是协同作战分工合作打几个冲锋就办的事，怎么在地方这么磨磨叽叽？

和刘团长、吕营长还有什么什么长聊天时，追忆部队里的雷厉风行高效率，讨伐地方上的不干净不俐索低效率，是一大乐趣。和朋友们一起出去，有磨磨蹭蹭行动迟慢者，我便要嘴里或者心里嘟囔一句：真是没有当过兵的人，让夜间紧急集合修理一下就好了。

铁的纪律和高尚的责任感只是当兵美好记忆的一部分，还有好多如阳光彩霞溪水风铃般说不清什么色彩什么音乐，一言难尽。多年来我还给自己定了一条，不跟没有当过兵的人--哪怕是亲朋好友自家人--讲当兵的事。我的经验是，跟没有当过兵的人讲当兵如何如何，对方轻则无动于衷不能共鸣，次轻则不以为然嘴和心不和，重则......最不快的一次经历是在北京，朋友结识了一个北欧来的女孩，一起到茶馆聊天。这女孩将随身带的毛茸动物玩具放在桌上，说它是她的伙伴，现在也一起喝茶，说着拿起来连连亲吻。我无意中说起自己在过军队，温柔的女孩马上一脸不屑，她说，军队有什么好？你不要跟我讲军队的事，然后予头直指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开始我还耐心统战一番，讲讲解放军保卫边疆、抗洪救灾、修路造桥打井的事迹，后来忽然不想说了，跟这不仅讨厌而且矫情的不懂事女孩费什么劲儿？你没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!

咱当过兵的人，就是这么骄傲！

    前两天到曾经当过兵的地方、已经废弃约二十年的部队大院探营，可劲儿的怀旧和刺激了一回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真不喜欢父母工作的这个部队。这算什么军队呢？不打靶不演操，不骑马不挎刀，每天踩着铃声，一群群急匆匆在盒子一样的楼房中走进走出。据他们自己宣称，是什么“祖国的红哨兵”、“无名英雄”。可那会儿我心里总嘀咕：长大绝不干父母这行。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枯燥更没劲的工作了。

新北京太平路13号院原是一所苏联开办的军事院校，所有建筑都围绕在一个其大无比的操场四周。所谓其大无比，当然是童年的我的眼光。要穿过操场到子弟学校上课，总觉得路很漫长，特别是在快迟到时。现在眼界大开了，能明白无误地画出当时的地形图来：一个足球场，外加四个篮球场，再外加一圈四米宽的马路，两行柏树丛，两行合欢树，最东边是拥有室内和室外两个舞台的大礼堂。

每天上班时间，营区寂静得好似无人区，下班则热闹非凡、红尘万丈。部队里朝鲜族多，爱唱爱跳争强好胜，顶顶爱好的是足球和西洋管乐。从春天开始到秋末，每天夕阳里，单身宿舍楼就飞出小号、圆号、黑管的呜呜声，忽高忽低，未成曲调也有情。

断断续续的管乐声中，操场上演的是龙虎春秋，似有数不清的球在数不清的人中飞来飞去。有次几位朝鲜族叔叔到我家找父亲喝酒，端起酒杯放下酒杯，讲的全是他们在瓢泼大雨中的一次足球大战。那时全军足球比赛，冠军自然是八一队，亚军则总是军委直属机关的“前哨”队，其主力大多是我们13号院的选手。不是吹牛，文革前，“前哨”队打遍包括清华、北大在内的首都各大院校，未遇敌手。八一队几次要调13号院的人去，可他们不愿去。这大概出于他们一进这个部队就树立的信念：为党的三部事业干一辈子，死了进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大人对孩子的影响巨大无比。那会儿，我们班的男生爱踢球，我的哥哥弟弟们爱踢球。最开始我们女孩也和男孩一起踢球玩，那时还没有世界女足比赛，有一次一个男老师在课堂上批判“资产阶级标新立异腐朽生活”时说，美国还搞了一支女子足球队，真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！顿时全班男生大笑着乱看我们女生，气得我们从此不再踢球。

大比武的时候，洛阳军事外语学院的学员到我们13号院“拉练”。这些十六七岁的军人成了我们小孩崇拜倾慕的对象。他们常唱这样一首歌——

过得硬的连队过得硬的兵，
过得硬的技术样样精；
过得硬的子弹长着眼，
过得硬的刺刀血染红……

此歌一度成为子弟学校的“校园歌曲”。

可是，在联合运动会上，他们并不象歌中那样“过得硬”。跑一千米下来，居然得三四个人架着，脸白气短，好象马上要死过去，挺吓人的，比我们13号院的选手差多了。于是我们又不佩服他们了。现在想想，严格地说，他们那时属于青少年级别，也怪不得。

文化革命狼烟乍起，部队迁到山西北部的大山沟里。营区由原来的一座大院，分散成好几个区。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柏油马路，小卖部和食堂澡堂，这一切在当地住着黄土窑洞的乡民眼里，亚赛人间天堂。很快，方圆百里都知道：XX沟有个小北京。然而在营区的墙壁上，则到处标写着“以山沟为家，以艰苦为荣”。这里满眼是光秃秃的山，“日头从坡上走过”，天太蓝，空气太洁净，老百姓也太穷，比起北京的鸟语花香、绿荫红墙来，比起那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来，这里的确清苦了许多。

安顿下来不久，部队就开始了栽树修路铺操场“运动”。山沟里再也找不出象北京的足球场那样大的空地，篮球场便走红了。每个区都修有两三个篮球场，各区警卫班、食堂等，门前只有巴掌大的空地，也要栽上一个篮球架子。球场地面各有高招，你用木屑掺土，我用煤渣加沙，他用水泥铺，都想盖过别人。

山里百姓几百辈子没见过篮球，觉得新鲜，常围在铁丝网外面看打球，喜欢怪声怪气的大叫：“好球！”（球的谐音是当地一句很粗的口头禅。）不久他们就试图混进营区摸球投篮，体育意识大大提高。但他们对工间操总是不以为然。忽喇喇男男女女一片片，眼镜不少，伸腰踹腿干球甚用？

当时正值“最最革命”的年代，养花下棋跑步打球都有“封资修”之嫌。可俺“家乡”没有停止过体育活动。因为不能。别看俺“家乡”的人也穿军装，也是“一颗红星头上戴，革命红旗挂两边”，这里面藏龙卧虎尽人才。有建国后历届大学毕业生中又红又专的佼佼者，有建国前最后几批大学生中的热血青年（我妈也是其中之一），还有小红军、小八路出身，只有小学国语水平，靠勤奋加天才自学成才的我军第一批情报研究人员。如果不来部队，他们也许会成为科学家、艺术家甚至体育明星（父亲也许成为作家或诗人）。为了事业，他们牺牲了个人爱好兴趣，每日在办公室默默地奉献。我的一个同学的爷爷是死在办公桌前的，他的精神成为这个部队的榜样。所以，身体健康成为这支靠动脑子打仗的部队“战斗力”的关键。

那年春天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部队要修游泳池了！有的小孩不相信这里真的，还打了赌。那个时代，游泳池在北方是高档享受，一座正经城市也没几个游泳池。春去夏来，众所瞩目的游泳池在河滩上开工了。军人、职工、家属、小孩，都去搬石头运土，欢声笑语，如逢盛大节日。印象最深的，是朝鲜族的随军家属：穿白裙的阿妈妮头顶着石块，穿大裆裤的阿爸基背驮着石块，在黄昏清爽的山风里来去勿勿。那个动人劲儿，活生生一部“抗美援朝”电影。

游泳池的修建，迎来了我和同伴们少年生活中的黄金时代。夏天，我们几乎整个白天都泡在水里。但我们不是瞎游，有个游泳技术很高的军人指点我们，据说他是一级运动员。他教过我们一种奇怪的姿势——海豚式，手脚动作和蛙泳差不多，换气时间正相反，即：冲出水面不在手臂划水时，在腿蹬夹水时。他说这是目前国际最时兴的姿势，很可能取代蛙泳。我怎么也学不会。但我的游泳技术足以应付日常所需。后来到湖北五七干校，我曾于滔天洪水中劈波斩浪数十米达数分钟。正是仗着这点水性，我才在那场抗洪救灾的战斗中，举着拳头“火线”入团。

继修好游泳池后，经“广大群众”热烈呼吁，冬天，部队又浇了一块冰场。以往没有冰场的冬天，我们是到冰封的小溪滑冰车，有了冰场，冰车就失宠了。冰鞋难买，部队恰有一批旧鞋，拿出来租，一次一毛钱。小号冰鞋只有两双，女孩子抢得厉害。有几次为了租到35号冰鞋，我连午饭都不吃，提前两小时到紧闭的租鞋窗口“站队”。实际是一个人站着，心急火燎的。朝鲜族女孩莲花的爸爸教我们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花样滑冰动作。我们女孩子还很爱看叔叔们打冰球。当然他们没有什么国际规则，分两拨人乱打。就这也够让我们眼花缭乱了，自打看了冰球，我再也不爱看足球，太慢。还有什么可以比冰球更称得上是“潇洒的走”呢？

我上了七年多学将要离开家离开部队营区时，是十四五岁，所谓豆蔻年华。在最后那个火热的夏天，我们一帮子少男少女，为长达一个月的篮球循环赛发疯发狂了。大家四分五裂，以各自父母单位划分组合，扯起若干个啦啦队大旗。每天晚上，我们坐着大卡车，随同“我们的队伍”到各区征战助威，（那时也是主客场制呢。）。在球场边，各派啦啦队寸土相争，白眼相向，展开赛嗓子、赛巴掌、赛口哨、赛跺鞋的竞争。我们给军营球星起了各种昵称或者外号：“买买提大叔”，“骄傲的公主”（男），“上尉同志”，“菊花青”（晋剧三上桃峰中的一匹马的名字）。等等等等……我们忽然特别留恋这个军营，留恋这条老山沟……

（今注：这个部队在八十年代迁往南方，山沟里的营区成为总参大学生训练基地，每年总参招收的大学生、研究生都在这里训练几个月，上完从普通百姓到军人的速成课。这条山沟就叫黄龙王沟，于是这个基地便被称为“黄龙军校”，“毕业”者已有了黄龙一期、黄龙二期、黄龙N期……）

   这个部队废营分布在忻州市忻府区陀罗山北西面和南面一带，上个周末，我们驱车前往，车停在位于南陀罗村的部队废营北门也就是正门外。营区大铁门半开着，真让人又高兴又奇怪，怎么没有看守呢。进去以后，走过一道桥，桥那头又是一道铁门，也没有锁，只用塑料绳捆着，三两下就解开了。----原来如此，院里面所有的楼房一楼门窗全被砖砌得严严实实，要想进楼“门儿也没有”。总之，只剩下一幢幢楼“我自岿然不动”，搬不走，也不怕人偷，所以看守才松懈了。

   这里就是当年的总字762部队“司政后”所在，“司政后”乃司令部、政治部和后勤部的简称。我们前前后后围着一幢幢楼转，拍照，如果这些楼有灵，是高兴还是烦恼？

   我迫不急待地奔向我战斗过的门诊部L形二层楼，很像饿狼扑食，却又只能团团转而下不了嘴。这座楼忽然成为一个神秘处所，里面什么样了？挂号室，注射室，外科门诊，还有，工作时间最长的住院部……进去看看的念头抓心挠肺一样，越来越烈。

  终于发现，楼南门东边有个窗户没有砖砌上，只用纸板钉着。我知道窗户里面的房间是洗衣房和消毒锅炉室，可通往一楼，当然也可以从一楼上二楼。于是唤来老公和哥哥，在他们的帮助上，敲开纸板，我爬进窗户。

   此屋里锅炉和大洗衣机当然肯定不在了，水管和暖气片也早已拆走—不知是部队拆的还是当地老乡拆的。只有一个水泥池子，啊，亲切，当年多少次在这里涮墩布，擦地是每天必须的工作项目。

   屋里窗下有一张临时搭的床，显然部队搬走后，这里有人住过。我不管这些，急急出屋门，到走廊一看，我傻眼儿了，走廊里砌了一道两米高的砖墙！

  赶紧找了一个可以踩垫的东西，站在上面，刚刚可以高举照相机把它放到墙头上，就这样打闪光灯摄了一张。记得当年里面这两个门，左手是供应室，右手是手术室。

   从窗户里爬出来，特别不甘心，又转到楼东门，自然也是砖砌了门。我指着门上边的檐台说，“只要上到那儿，就可以爬窗户了。”老公顺嘴说了一句，“要上也不难，有个木桩子就行。”我说；“那就找个木桩子，我不信这院里搬得连木桩子也没有了。”老公说；“你还真要爬？”我说：“找到木桩子，你们扶着，我爬！”

   下面发生的事情请看照片。

改改也要上去,又挠又抱,急得围楼转圈,还直哼哼.

   翻窗而进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片亮堂堂。

   那时候，自己都觉得自己年轻真好。

   推开写着“静”字的门，小小心心地，也是迫不急待地，行走……医护办公室，处理室，病房，病房小食堂，盥洗处，厕所……拐过弯去是办公区，下午的政治学习，晚上的点名，都在这里。现在当然是，电线，管道，灯泡，所谓现代人类生活最需要的水暖电设施，都只剩下零星遗骸。保留最好的是毛主席语录.

医务办公室

盥洗处，

 原来女厕所在右边．只在一个坑．

二楼楼厅的大窗户，值班的医生护士都喜欢站在这里观风景．

  再转到楼下，楼下就被堵了门窗，光线很暗，到处黑乎乎。好像做过仓库，还堆放着木渣石土。

 什么叫沧桑，这座楼，这个废营，讲述着沧桑的感觉。

   我喜欢沧桑的感觉，我觉得沧桑特别美。二楼右边靠这头的第一个窗户里,是门诊部领导办公室.指导员,主任,你们现在哪里?

    那一部分是这样写的——

     还有一个纪念碑，也同样让我震撼。那是今年春天我无意间遇到的。我和朋友来到离我们城市七八十公里的一个山村，朋友在这里安了一个家，我们去喝酒“暖房”。午饭后，我们沿着长满白杨树的山沟朝山里走。沟里有一条浅浅的、若有若无的山溪，极其清澈，从前方的陀罗山里流来。春天午后的山沟，寂静而温暖。一抬头，我看见阳坡上有个小庙似的建筑。朋友告诉我，那是一座碑。
     那是一个烈士纪念碑。
    纪念抗战时期牺牲在此处的南韩烈士。
    我很惊讶。

    在这样一个偏僻的、寂静而深邃的、我从没听说过的山沟里，竟埋葬过异国的青年。那天，就在纪念碑前，我听人讲了他的故事。他大约是随当时的朝鲜抗日组织来到中国的，参加了我们的抗战。这陀罗山下的小山村是他常来常往的堡垒村。那天清晨，他带着三个战士刚进村，就听说敌人来了。他们马上顺着山沟朝后山跑，不想恰和敌人撞个正着。在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之后，我们的战士全部牺牲，这面小阳坡上，就是南韩青年的遇难之处。
     在八年抗战无数次激战之中，这山沟里的小小战斗，也许是最名不见经传的一场。知道它，刻骨铭心记忆它，大概，只有这叫做“黄龙王沟”村几个上年纪的老人了。当年，是他们，掩埋了这些战士的尸首，把他们埋在孩子们称做“大松树山”的山坡上，并且，一一做了标记，为的是日后，好向他们的亲人，做个交待。这几个战士，姓甚名谁，家在何处，乡亲们都不知道了，只知道，有个叫“老罗”的，会说外国话。这个“老罗”，就是年仅29岁的南韩青年某某了。
     50多年过去之后，有个女人，也就是“老罗”当年的恋人，在半个世纪的隔绝和寻觅之后，终于找到了亲人的埋骨之处。这个身患重病已不能行动的老人，委托自己的儿子，在某一明净的北方的秋天，来到这黄土高原的深处，云中山深处，陀罗山下，带走了青春的亲人的骨殖。他们走后，黄龙王沟村的乡亲们，就在这被血染过的小阳坡上，在一个异国青年付出生命并安睡了50年的地方，修起了一座纪念碑。
      我在这纪念碑前坐了很久。
      午后的阳光，温暖明净，城市里早已没有这样干净的阳光了。山溪在这里，渐渐壮大起来，仔细听，可以听到淙淙的流水声响。到处是鸟鸣声，那些山雀、喜鹊、麻雀和杜鹃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欢叫着。满沟的白杨树，树干洁白光滑，乍一看，有些像东北或者俄罗斯草原上的白桦树——那被无数诗人所歌吟过的树种，树皮柔韧如纸，可在上面书写献给恋人的情诗，也可用来做桦树皮筏子，或者婴儿的摇篮……可那不是，那是我们的白杨，在每一个春天悄悄苏醒，开出些朴素的杨花，到秋天，满沟的杨树叶则像金子一样明亮辉煌。不知道重返故乡的“老罗”，汉江也许是洛东江边安睡的“老罗”，会不会想念这云中山里曾经抚慰了他50年的最善意迷人的景色？
     这世上，只有这里，这片土地，能这样不动声色地给我意外的感动。

   有一篇文章题为“鲜为人知的拍摄经历——兼忆许又新同志”，前几年刊登在一本不太知名的影视刊物上，也许注意的人不多，这里选摘几段。老一辈摄像工作者，他们的英雄业绩，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永远值得后代学习。   

   此文的作者叫张贵友，曾在四片室工作。   

    注：文中小标题为这次录入时所加。　 

    壮志天山腰 

       但愿青春多留步，随我常跑天山腰；对镜顿觉时光去，壮心不已恐叶凋。

     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四室主任许又新同志1977年发表在单位黑板报上的一首诗。当年四片室的许多同志都曾争相传诵过，深得大家的喜爱。现在每每读起这首情真意切的诗，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。   

   许又新同志原是志愿军文工团副政委，调八一厂后担任故事片导演。他到过战火纷飞的前线，有战地生活的经历，执导的故事片《奇袭》，至今电视台还常常播放。《智取华山》中由他演的政委，也因他当过政委而生动鲜活。正当他在故事片中头角崭露时，一纸调令改变了他前进的轨迹，命运注定他应终止成名成家的方向，接下来要走的是一条默默无闻的路——担任四片室主任。   

   从此，许又新同志便情系天山，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国防电影事业。   

     从1966年到1977年，他与荒凉的戈壁结下不解之缘。丝绸古道印满了他的足迹，罗布泊洒遍他的汗水。隆隆的核爆炸声常常伴着他指挥拍摄的身影。在大气层核试验的23次任务中，由他带队并担任编导的影片占总数的一半之多。无论是当年的汇报片还是资料片，如今已成了中国“两弹一星”光辉历史和传世后人的珍品。  

白毛大仙   

      1975年12月13日深夜，北风呼啸，大雪飘飘。素有西域风口之称的大河沿冷得出奇。 

      许主任率领一支20人组成的摄制组走下火车，踏进兵站。可惜我们来晚了，前来参试的人已经挤满了各个角落。我们被领进一间冷气袭人的库房，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。床上只有一个单薄的草垫，连个被子也没有。困不择席。四天四夜旅途太疲倦了，我们还是呼呼入睡。

     这些西出阳关的人，个个裹着皮大衣，捂着皮帽子，戴着皮手套，穿着皮大头鞋。被“四皮”武装起来的身躯，蜷曲在冰冷的光板床上。许主任和年轻人共度寒夜。请别忘记，他当时已经57岁，还是13级高级干部。

     第二天清晨，一阵哈哈大笑把我们从睡梦中搅醒。睁眼一看，原来是老主任正在那里开心地笑着。他用手指着韩相华的白眉毛：“你们看，老韩都成白毛老道了！”这一喊，倒是白眉毛、白胡子的老许本人吸引了大家的视线。蔡文波大喊着说：“老韩成了白毛老道，咱们的许主任也成了白毛大仙了。”随着大家的说说笑笑，一口口热气在房间上空飘来飘去。只见房顶结遍了白霜，窗户挂满了冰花，整个房间犹如一个银色的冰窖，晶莹剔透，闪闪发光。   “坏了，牙也别刷了！”于连华举起自己的刷牙杯让大家看。姜志政赶忙取过自己的洗漱用具，只见牙刷和毛巾已牢牢地冻在杯子里了。  

   土地爷 

        一天下午，从7号场区拍摄归来，走着走着，车上有人忽然喊起来：“不好啦，沙尘暴追过来了！”大家顺着手势，看到了车后滚滚而来的沙暴。许主任指着就近的一个地下工号，告诉司机：“快往那儿开！”    紧跑慢跑，追赶的黄沙已搅得天昏地暗。当我们跳下汽车，冲进工号大门，沙暴已接踵而至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。大家蹲在工号内，屏住呼吸，听着门外呼呼的风声，只觉得土气刺鼻，脸上有针扎的刺痛。 

      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外边的风声平静了，里边透进一道亮光。有人喊：“沙尘暴过去了！许主任咱们出去吧！”我们摸到大门口，嘿！好利害的沙尘暴，这么一会工夫，大门已被黄沙埋了多半截。站着进来的我们，只好一个一个地爬着出去。

    最后站在大门口的许主任，又哈哈地大笑起来：“你们快排成两队，看看咱们成了什么模样！”我们相互对视着，每个人的脸都被黄沙抹平了，连鼻孔、嘴巴、耳朵眼都看不见了，只有两个眨巴着的眼珠在闪动，一说话才露出一个黑洞。在欢笑声中，有人说：“土地爷！一群土地爷！”这时许主任催着大家：“土地爷们！上车回家喽！” 

   冲击波    

       科委情报研究所的周连第，头一次进场，没见过原子弹爆炸时的阵势，不知道声音有多大，光有多强，冲击波有多猛。  

    一次地爆试验（也就电影里放的试验成功那次——录入者注）。我用变焦镜头拍摄火球烟云，因两手都忙着，请许主任帮我开机器。他把老周安排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小土坎上。爆前几分钟，许主任对周连第一会儿嚷：“戴护目镜！”一会儿嚷：“堵耳塞！”这两样东西一配戴，老周顿时眼前一片漆黑，耳边什么也听不见到了。

       原子弹一响，我们只顾忙于拍摄了。当蘑菇云从地面高高地升起时，许主任才发现老周仍戴着护目镜呆呆地站在那里。许主任大声喊叫：“老周，摘掉镜子！”堵着耳塞的老周盯着老许的口形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于是许主任就改用手势，举起双手，不停地往下按着，示意他摘掉护目镜。真糟糕，老周理解错了，以为冲击波要到了，要他赶快卧倒。老周的应变能力挺强，军事动作也不错，双手抱头，脚朝爆心，唰地一下卧倒在地，静静地趴在那里。

      眼前的一幕，把指挥不当的许主任逗得哈哈大笑。我也提前关了机器，想看个究竟。这时，乐得掉出眼泪的许主任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擦着眼睛，向周连第方向走去。明白过来的我笑个不停。我边拉老周边说：“老周，起床了！” 

    晚上吃饭时，我们围坐在自己的小饭堂。原子弹爆炸成功本来就喜，又加上这么一个笑料，当许主任目光和坐在对面的老周相遇时，就忍不住要笑。先是脸上憋得通红，然后噗的一声，随着一口饭的喷出，大笑在小小饭堂炸响。

     那一天，我们摄制组整夜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。多少年来，只要我们想跟老周开开心，就举起双手往下划拉两下，老周马上就心领神会地地笑个不停。

  笑声犹在 

      1997年10月，《东方巨响》的创作给我送来故地重游的机会。离别十八年了，我日夜思念我们遮风挡雨的地窝子，日夜思念“满屋春风”的戈壁窑洞。

     当我看到当年撤退时留下的标语：“场区保重！”“再见吧！720！”时，心头为之一震；当我看到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空爆指挥部变成残垣断壁时，眼睛为之酸楚；当我走进陪我们四片室度过十几个冬夏的地窝子，见到房顶门窗皆无，已是热泪难收。

     我失态了，我哭出了声。这是我的家呀！比家还温暖的家呀！昨天的事历历在目，许主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还是那样亲切，那样精神。他跟我们一起盖房，一起出入沾染区，一起抢拍宏观镜头，大家围在一起，听他讲笑话……

       我还记得，那一年，只差一天，他没能过上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“八一”节。为国防电影事业积劳成疾的许主任，在拍摄一座新型核电站的途中，又染上了肝炎，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如果今天他也能回来，面对此情此景，他也许会落泪，也许还像当年那样，爽朗地大笑，说我脆弱。

      不过我想告诉许主任，我的哭并非脆弱，而是欣慰。当年能投入那场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可以最早看到核云，最先听到巨响，实属幸运。能为国家做一点事，我终生感到光荣，感到自豪。